一部激荡的百年思想史，一幅宏观的学人群像图

《韶响难追：近代的思想、学术与社会》一部域外新说与传统思想相互激荡的百年思想史。书中梳理了1900年以后近代学人“开眼看世界”的过程，聚焦多位知识精英心路历程的个案研究，立体呈现了身处古今中西之间的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等思想家对近代变革的艰难探索，重塑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立体呈现其史学眼光和时局见识，在大变局中反映近代中国的思想脉动；同时，关注传统之于现代的意义，重新审视古代王侯将相的事迹，直面救亡图存的时代问题，展示新旧思想的交汇，思考中国在世界发展浪潮中该何去何从。

《韶响难追：近代的思想、学术与社会》，王 锐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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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与转化：范文澜的曾国藩论

章太炎对曾国藩的评价，至少具有以下几种颠覆性影响。首先，开启晚清以降批评曾国藩之先河，使曾国藩的形象从士林领袖变为深具负面形象的人物，联系到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各种类型的精英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章太炎的这番评价无疑也提供了人们质疑精英政治、质疑政治与社会结构中士绅支配格局的视角，这是实现名副其实的大众民主的重要环节。其次，从叙述中国近代历史的角度而言，如何评价曾国藩，涉及如何评价近代历史过程中的晚清时期，毕竟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曾国藩一直是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如此评价曾国藩，也就开启了从革命的角度评价晚清历史流变的先河，曾国藩的历史功过被放置在革命的天平上来衡量。最后，曾国藩作为晚清儒者的代表，如何对其做出评价也涉及如何评价儒学。在多数晚清士人眼中，曾国藩之所以能被称为时代名儒，离不开他的恪守修身之道，尊奉君臣纲常。而在章太炎的视域中，对于儒学（主要是理学）维系社会道德之功与长期被奉为官学的历史事实应区别对待。批评曾国藩，主要是因为他借学术以谋利禄，这和儒学的道德意义与社会功效并无关系。因此，要想在推翻帝制的背景下重塑儒学活力，需将曾国藩与儒学切割，并尝试阐释一种平民化、大众化，且能激发人们爱国之念的儒学。

在20世纪上半叶批评曾国藩的潮流中，除了章太炎，马克思主义史家范文澜堪称代表人物。他在《中国近代史》里就对曾国藩展开抨击，后又专门撰写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近代史叙事影响极大。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从师承关系上看，范文澜民初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深受章太炎高足黄侃的影响。在研究《文心雕龙》的著述中经常能看到范文澜援引黄侃的观点作为参考。清末章太炎在日本宣传革命时，黄侃常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清政府，号召人们推翻其统治。1907年，他在《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虽然对太平天国的内政、外交与宗教形式多有批评，但却强调“我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提絜英豪，乘时而起，威灵所被，罔不归心”，同时用“为满作贼”来评价曾国藩。很明显，这与章太炎对此问题的看法高度一致。

范文澜身为黄侃的学生，自然不会对章太炎、黄侃二人的政治与学术主张陌生。这既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思想底色，又具体而微地影响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一个很明显的例子：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不久，早就多次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的范文澜出版一本名曰《大丈夫》的小册子，意在通过叙述一些历史上著名人物的事迹，表彰其精神，揭示其当代意义。在编写这本书之前，范文澜已较为广泛地阅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也甚为熟悉，不过这本书与其说是在宣传党的政策，不如说体现了章太炎式的革命主张。在“凡例”中，范文澜强调：“本书志在叙述古人，发扬汉族声威，抗拒夷狄侵陵的事迹。”又言：“中国人在外族入主的朝代里，也有不少所谓忠义之士。他们只知道给异类效劳，却忘了种族间的大义，按照孔子修《春秋》，严辨夷夏的教训，这些人概所不取。”如果不提作者，人们很可能以为此乃清末革命党宣传反清革命的著作。基于这样的思想脉络，就不难理解范文澜对曾国藩的评价了。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叙事，除了包含马克思主义史学那些基本要素，还比较明显地继承了晚清革命党政治思想，将传统的夷夏之辨转化为具有近代意义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并十分重视剖析清廷内部的满汉冲突与派系争斗，较之那些与苏联史学关系紧密的学者，范文澜的论著更能体现本国特色。在这一点上，他对曾国藩的批评尤具代表性。从政治论战的角度而言，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论曾国藩部分及《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固然是在与蒋介石、蒋廷黻对曾国藩的评价针锋相对，但从思想传承上看，范文澜的曾国藩论明显与章太炎的曾国藩论有一脉相承之处。比如他认为曾国藩“精通极端专制主义也是极端奴隶主义的哲学——程朱道学，运用在言论上，就是满口‘诚’、‘礼’、‘仁义’、‘道德’等字样；运用在行动上，就是极度的残忍，屠杀数千万中国人民，认为‘痛快’”。又比如他这样评价曾国藩在晚清政坛上的表现，“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他甘心作满洲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代理人，认反革命的洋人不灭清廷、直接参加反革命的内战为‘有德于我’，不必再计较‘关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压人民一类‘小处’”。而关于曾国藩与西方列强的关系，范文澜说：“曾国藩是屠杀同胞的内战能手，一切思想行动都以反革命的内战为中心。他反对太平天国获胜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利用了太平军自身的错误，一方面是他取得了外国反革命的助力……曾国藩以后，凡是反革命的内战能手，也定是卖国能手，曾国藩给这些能手启示了实例。”若不论所使用的具有特定时代感的名词，范文澜的这些观点，不难让人想起章太炎在清末对于曾国藩的那些评价。

相似的，章太炎虽对曾国藩持批评态度，但却认为程朱理学还是有正面意义的。范文澜亦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程朱理学常被视为负面的东西，特别是抗战期间贺麟、冯友兰与钱穆等与国民党政权走得比较近的学者极力宣传理学的价值，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经常针锋相对，从回应这几位学者的论著，延展至对理学展开批评。而范文澜主张应区分作为官学的理学与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理学。比如在著名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认为：“宋儒讲修身养性功夫，尤其是朱熹，讲得更周到切实。他们在这一方面确有甚大的成就，是应该珍视并采择的。可是修身养性以外，却很少有所发挥。”新中国成立后，在1963年的《经学演讲录》中，范文澜又言：“宋学的兴起，是由于安史及五代的大乱，伦常败坏。宋学的目的是整顿伦常道德。宋学固然毛病很多，但在重整伦常方面收效不少。宋学重个人气节，因此，宋以后，国家危亡时，民族气节提高了。这样看起来，宋学也有其积极方面，不是完全消极的。”“现在再提倡宋学是要不得的，但是否宋学全要不得呢？是否宋学还有些可用之处呢？宋学讲气节，国亡殉国，不投降外国，这是值得肯定的。”可见，范文澜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但却并不否认理学在修身与培养气节上的意义。联系到他那本《大丈夫》，可以推断，范文澜之所以走上革命之路，固然是因为相信马克思主义对于剖析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矛盾极有助益，但更为深入地看，离不开儒家，特别是理学传统中正心诚意、经世济民、严夷夏之防对他的巨大影响。这些体现出强烈道德意识与忧患意识的因素，推动他从传统经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从章太炎到范文澜，亦可窥见20世纪中国革命过程中某种精神层面的连续性。

原标题：《一部激荡的百年思想史，一幅宏观的学人群像图》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王 锐